早在1958年，弗兰柯.莫迪利亚尼和莫顿.米勒就提出了资产负债表两端互不相关的原理，简称M&M定理，该定理的第一推论指出了融资方式对于投资对象的估值没有一点影响，第二推论则指出了融资成本由投资对象的风险收益所决定。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来说，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都是本币，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央行在资产端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在负债端增加了自身的负债。而且这个负债并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负债，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负债”，它意味着对人民的“责任”（在英语中，“责任”与“负债”是同一个词，都是“Liability”）。

  根据M&M定理的第二推论，央行的增加自身负债的融资成本绝对不是由所谓的“印钞成本”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央行资产端的资产质量，即央行投放了那些货币以后形成的资产的质量，包括其所取得的回报和所承担的风险。因此，咱们不可以简单地把货币视作资产，货币同时也是负债、责任、制度和秩序。中央银行确实可以随意创造出基础货币，但它创造货币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创造了负债，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而且都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即便是对于拥有独立货币发行权的央行来说，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也是有巨大融资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对本币的信誉和汇率稳定的威胁。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俗称“印钞”）看似能够直接解决某些现实的、眼前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本身也立即带来了更长远和更深层的问题。发行更多的纸币，就等于把现有纸币的持有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本国居民）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购买力稀释了。

  因此，央行印钞票的核心是向本国居民借入了“时间”，印钞只是为解决短期和眼前的困难赢得了时间，央行和有关政府机构一定要在这段向民众借来的时间段内，推动改革，鼓励创新，实现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否则的话，一味依赖“印钞买时间”，民众就会逐步对货币的购买力丧失信心，长此以往，民众就不再愿意为国家承担经济转型的痛苦。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实体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就会出现泡沫，金融活动就会脱离实体经济而空转，最终，即便是拥有独立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也将无可逆转地形成危机。

  因此，央行在投放额外的基础货币时，一定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期能够在未来形成更高回报的资产和更高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否则的话，投放过多的货币绝对是一件玩火的事情。

  当古罗马人相信凯撒的这次远征能够为帝国带来长治久安时，当他们心中期盼着凯旋的光环和战利品时，他们就乐于承担手中银币的含银量暂时被稀释的痛苦，确切地说，他们为凯撒的远征承担了融资成本，万一凯撒失败的话，罗马人手里货币的购买力有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只有当凯撒率军全力以赴去赢得胜利的时候，他才能为帝国赢得新的领地、资源和奴隶，他才能让民众支持他的下一次冒险行动。

  同样的道理，如果央行在投放基础货币的过程中，推进各项金融体制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人民支持的从来就不是印钞，他们支持的是改革，他们期待的是胜利，任何一种货币发行体系的基础都是人民对国家的信心，一个国家货币主权基础并非来自于主流媒体日复一日的说教式的宣传，而是来自于人民对改革的期待，来自于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来自于我们对这种期待的回应，来自于我们对这种向往的承诺，来自于我们对各项改革蓝图的落实。

  人民对我们体制和我们道路的信心决定了人民币的短期购买力和长期的稳定性，这种信心既赋予了我们更大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也赋予了我们更大的改革决心、责任和动力。因此，我们一定不可以错误地认为“印钞就能带来稳定”，这种所谓的稳定是暂时的，是我们用稀释购买力的方法向人民借了一段时间用来改革，我们切不可辜负人民的信任，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维稳，而不是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全方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号召，不仅不会等来更好的改革窗口期，只会浪费了人民给我们的改革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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